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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陈义红博士，1979年至1986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激光技术专业；1994年为华中科技大学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1998年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受聘为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2001年回国创业，在此期间，他发明生产的“TEA CO2激光打标机”、“无氦横流CO2激光器”和“大功率全固化固体激光器”等项目填补国内空白。2003年至2007年，他先后获得武汉市优秀企业家称号、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和武汉市杰出青年企业家等荣誉称号，现为湖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政协武汉市委员、湖北省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湖北省侨商协会副会长、武汉市海外联谊会理事、湖北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武汉中国光谷激光行业协会会长、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委员、美国工程光学学会会员。
创业光谷圆激光梦 陈义红，一位“海归派”中的年轻博士，一位站立高科技前沿而又不断搏击长空的人。他不仅在激光科学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在新加坡,武汉•中国光谷和广东分别打造出了四个名牌高新技术企业——新加坡新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武汉新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和武汉大华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和广州安特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然而，成功的他常说：“在国内，创业光谷愿了我的激光梦”。 记者：作为一个在激光领域颇负盛名的教授，您怎样经历由学者到商人的转变？ 陈义红：虽然我一直在大学和研究院工作，但我始终与商人、企业家打交道。特别是在研究院工作时，我们必须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实际上是推销我们的特殊产品——思想和成果。在新加坡时，我就先后与五家企业联合开发过激光产品，这些企业目前在新加坡都发展成为顶尖的激光方面的大企业，他们当时也是从零起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激光方面我比他们还专家，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做呢？当然我也有缺陷，比如缺乏市场经验，但什么事都是可以学的呀！如果没有胆量去开始，就永远不会有经验。正因为如此，我在新加坡注册了一家小公司，做为自己经商下海的“试验田”。 记者：在新加坡，您的生活非常富有且舒适，您为什么想到要回国呢？ 陈义红：我发现自己既不是新加坡本土成长起来的博士，又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博士来新加坡工作的，自己只是一名中国留学生博士；尽管我受到同事们的尊重，和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的不错，但要进入研究院高层管理甚至在中层担任部门经理是非常困难的。我常常怀念在华中科技大学光学系担任辅导员，参加研究生管理的日子。尤其当选中国光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席，和100多名全国青年同行的朋友们相聚，砌磋琢磨，那朝气勃勃充满希望的生活场景，至今仍鲜活地珍藏在我心里，令我眷恋。而这一切让我在国外感到非常孤单。 2000年5月，时任武汉市副市长辜胜阻和东湖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唐良智，率武汉经贸代表团十余人到新加坡招商引资，招揽人才。当时是我负责组织接待的。唐良智与我在华中科技大学是同一届毕业的同学。唐良智对我说：“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尤其是武汉正在创办国内第一个光电子产业基地，名叫“武汉中国光谷”。我们这次来新加坡重点推出中国光谷，招项目招人才。义红，听说你在新加坡激光界干的相当不错，希望你能回武汉，到中国光谷来创业。” 当我把辞职报告交给精迪制造技术研究院部门经理时，对方甚感意外。部门经理不禁睁着惊奇的大眼睛，疑惑地问：“Doctor陈，你怎么会动起辞职的念头？在研究院做激光研究项目，你干的很好。每年你的工作表现和业绩都很好，你的评分总居前列。怎么，你要走？” “我想回国创业试一试，闯一闯。” “研究院工作条件不错，请你慎重考虑。” 真正要离开研究院，我的心情还是非常矛盾的，因为我的年薪比较高，和妻子女儿日日相聚，生活非常舒适安逸，如果回国，万一创业失败，回新加坡的处境会十分尴尬。辞职意味着断绝后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记者：您回国创业后，当时的市场情形如何？您怎样找准发展方向？ 陈义红：专家、学者在开始创业时往往注重产品的先进性、完美性，但缺少市场的敏感性，我也是如此。我回国时主要是带来先进的全固化固体激光的制造技术。2001年4月就通过了新技术新产品鉴定，但当时的制造成本略为偏高，市场一下子还不能接收。因为我是从国外回来，开始时自然选用较多的国外元器件，以求先进性，可靠性等。后来，为降低成本，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我们也尽量选用国内的元器件，采取批量采购，同时自己设计制造一些零配件，比如激光电源、打标软件等，利用武汉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通过调整策略，运用这些先进技术研发更适合中国市场行情的相关产品，开发出了各类激光打标机、雕刻机、切割机、焊接机等。
记者：当时您的心态如何？ 记者：现在，光谷的不少创业企业家最头疼的，就是资金问题。而有报道说，您刚到武汉来创业时，就成功融资了1100万元。能否请您谈谈轻松过了资金关的秘诀？ 陈义红：其实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缺少资金的，纵然你在起步时成功地融资，但越是发展，越是感到资金短缺，因为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融资方面我不是专家，也不会“鼓动性”地推销自己，但我有诚信，有好的口碑。2004年公司在缺乏流动资金时，东湖开发区领导在我既无资产抵押又无担保的情况下，毅然地借给我100万元的流动资金，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当然，我提前还了借款。这说明了什么？“诚信是金”呀！ 记者：您曾说过：“在公司，我是第二把手，第一把手是制度。制度大于总经理，制度大于一切。”能否请您举个例子？ 陈义红：在创业的初期，因为人不是很多，制度也不够完善。但随着公司的发展，建立完善全面的管理制度愈显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执行这些管理制度。比如，员工迟到，按规定就要扣全勤奖，还要扣薪，一旦触犯这些规定，就要执行相关的制度，尽管他说出千千万万的理由。在激光器的制造过程中，工程师偶尔也会出现损坏元器件，这些元器件也很贵，一旦是他的工作失误而引起损坏，不管多贵或多便宜，也要处罚，让他赔偿。这样所有员工都会养成爱厂如家的好习惯。 记者：能否略微谈谈您的私人生活？如您的兴趣爱好、崇拜的偶像？ 陈义红：自从只身回国创业，我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空中飞人”，经常奔波于新加坡——广州——武汉，陪家人的时间就少了，教育女儿的时间就更少了，幸好有一个贤惠能干的妻子，她一面打理新加坡的公司，一面管教女儿，现在我女儿已进入新加坡顶尖的南洋女子中学学习，在这里我要真心诚意的感谢我的妻子周雪萍。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和兴趣，但我特别喜欢看名人、伟人传记，再就是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和省市电视台的新闻，关心时事，了解政策。 记者：您当时在国内是怎样打开市场的？ 陈义红：企业创建之初，我们花在研究客户身上的时间不低于25%，为客户解决问题，让客户满意的最好办法不是向他们推销产品，而是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福建的一家企业，以前使用的是德产激光设备，当他们的设备出现问题时，却发现维修很困难，后来他们又购买了一台国产的激光设备，但是又出现了问题，不能在生产线上使用，结果找到我们，我们不仅帮助他们修好了他们的国产激光设备，而且帮助他们维修了德产激光设备，这样，他们就成了我们的第一个客户。 记者：在武汉创业，和您在新加坡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陈义红：应该说，在武汉（或中国）创业与在新加坡创业有很大的不同，新加坡公司要的人很少，办事比较程序化，效率很高，两人两股两新元就可以注册办公司了。公司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市场的开拓，对外交通、联系等十分方便，缺点是“人情味”少一些，人力资源成本要高一些。在武汉创业，最大的优势在于政府重视与支持，人才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对我来说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十分熟悉环境，有很好的“人脉”，因此对我来说，回国创业是最好的选择。 记者：创业过程中有何感受？ 陈义红：创办企业几年来，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公司的产品已经成功地占有了市场。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最重要的资源是人而不是钱，这是几年来创业经历中我的第一点感受。 省、市各级领导多次亲临公司视察，给了企业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同时众多的高新科技企业聚集在高新科技园，有利于技术协作和信息交流。这是我在创业过程中的第二点感受。 武汉市政府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抽出专项资金给回国博士发放资助、津贴，使我感受到祖国对我们回国人员的亲切关怀。这是我在创业过程中的第三点感受。 融入祖国温暖的大家庭，自主创业，施展抱负，有一种归属感、成就感和荣誉感，这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这是我在创业过程中的第四点感受。 (原文刊登在<<今日湖北>>, 2007年10月，第103期) |
